凯发中国是最早用漆的国家，用漆涂物并以纹饰之，谓“髹饰”。中国历代文人都把小木作视为工匠艺人，不入史册大雅之堂，所以有关漆工艺方面的书较少，相传五代朱遵度曾写过《漆经》，可惜已经失传，明代名漆匠黄大成的《髹饰录》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关于古代漆工艺的专著，后有晚明漆匠杨明对其进行注解，再有王世襄的《〈髹饰录〉解说》，对漆工艺做了全面详细的注释和讲解。

　　中国的漆器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2001年，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件漆弓，出自距今8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地层。此件漆弓长121厘米，宽3.3厘米，通身均有漆皮，局部脱落，经对漆皮的理化分析，确认是天然漆，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器。另，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有漆碗和缠藤篾朱漆木筒;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嵌玉漆器;江苏团结村遗址和梅堰遗址出土有陶胎漆器;距今3500年左右的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出土有薄胎漆器。

　　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以生活用具为主，注重实用功能性。这时的漆器有一些也是仿照同时期的陶器造型，制作比较粗糙，胎骨以厚木胎为主，后期出现陶胎，在陶杯或者陶壶的表面髹漆，甚至还有嵌玉的高足杯，这说明原始先民们在实用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注意造型美。但此时的装饰纹样还处于原始阶段，装饰极其简单，甚至光素无纹，可以归纳为抽象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先民们对客观事物感知形成的固定形象，比如陶寺墓葬出土彩绘木案上的抽象图案，其实就是在提示人们放置食具的位置。史前漆器上所呈现的稚拙的造型和装饰，代表着人类童年时期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的演变，也体现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商周时期，漆器工艺的制作水平比新石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考古发现显著增多。商代漆器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一带。西周漆器在北京、河南、陕西、湖北等地都有发现。

　　商代漆器主要以生活用具为主，有盒、盘、碗、豆、觚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乐器鼓，兵器盾、甲，马车，以及丧葬用的棺椁。质地有木胎、陶胎、铜胎三种。纹饰主要受当时陶器和青铜器的影响，以动物纹和几何纹样为主。

　　西周极为重视礼制，此时的漆器兼有礼器的功能，在制作和装饰方面都要符合礼制。《礼记·燕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西周漆器大多出自大中型的墓，使用者生前多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漆俎、漆觚、漆豆作为礼器，与青铜器、玉器一起组合放置于贵族墓中。品类主要有罍、觚、壶、簋、豆、杯、盘、俎、彝、匕等。其中以豆居多，以木胎为主，兼有瓷胎。这些器物表面都有漆绘，有褐、朱、黑三种地，红地褐彩或褐地红彩多，黑漆较少。纹饰同样受到青铜器影响较大，多以兽面纹为主，有饕餮纹、雷纹、夔纹等，以几何图案为辅，给人以威严、冷峻之感。

　　西周漆器最大的贡献是嵌螺钿工艺的发展，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漆器木胎厚重，漆豆、漆觚、漆罍的器身上均有彩绘和蚌片装饰，这些蚌片镶嵌组成圆涡纹、饕餮纹等。彩绘漆和蚌片的结合，是此时期装饰的特点。螺钿镶嵌工艺的开创可以确定在西周时期。

　　时至春秋战国，奴隶制日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手工艺的发展。由于青铜器代表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经走向衰微，而漆器的轻巧、美观、实用、色泽绚丽等优点又使得陶器和青铜器相形见绌，漆艺由此进入华丽浪漫的新时代。《诗经》有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周礼·地官司徒·载师》亦有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西周时期已重视漆树和桐树的种植，至春秋战国，种植进一步扩大，需要设官置守漆园。据《史记·老庄列传》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庄子也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官吏凯发。

　　春秋时期漆器仍以生活用具为主，有簋、豆、扁壶、方壶、盒、盘、盆、俎、匣等，还有乐器瑟，丧葬用品镇墓兽、漆棺椁等，制作水平较高，大多数为木胎，还有竹胎，以及少量铜胎、石胎。装饰样式增多，有黑地朱彩或朱地黑绘;图案大致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圆形多见于盘上，方形多见于案上;纹样仍以几何纹为主，有二方连续纹样和单独的纹样;其他有云雷纹、蟠龙纹、窃曲纹、变形鸟纹等，仍旧可以看出从商、西周的青铜器纹饰演变而来的痕迹。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写实题材的图案，如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春秋漆器，这类图案有着夸张的表现手法，但图案仍讲究对称均衡。

　　战国时期的农业发展加速了手工艺发展，至战国中期，漆器制作已经完全脱离了木器业，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冶铁技术的提高也使漆器制胎加工的水平大大提升。此时期，漆器品类齐全，造型精美，装饰华丽，以其轻巧、美观、实用等优点，在生活领域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和陶器。

　　战国漆器的考古发现遍布全国，其中尤以楚国漆器最为重要，出土地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其中以湖北为最多，最常见是生活用品，其次是军事和文化用品。胎质仍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夹纻胎、竹胎、骨角胎，早期以厚木胎为主流，到了晚期，薄木胎和夹纻胎漆器明显增多，同时增多的还有加嵌金属的贵重漆器。此类漆器是在器身的钮、耳、足或口、底部，加嵌金、银、铜等，或是为了美观，或是为了加固易磨损部件，成为漆器中的珍品。器型上有些模仿铜器和陶器，有些模仿动物造型，构思巧妙，极富想象力。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鹿和鹿座飞鸟、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虎座飞鸟、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镇墓兽等，这些充满创造力的造型或许是受到楚国“巫”文化的影响，而江陵县雨台山出土的鸳鸯豆、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盘等，则反映出楚国文化的浪漫元素，这些都需要工匠高超的技术。

　　战国漆器装饰纹样有动物纹、植物纹、自然景象、几何纹、神话传说、社会生活等。其中自然景象类的纹样主要是各种变形的山、云、星宿，特别是云的处理，充分发挥了制作者的想象力，如卷云纹、勾连云纹、云雷纹、变形三角云雷纹、勾连云雷纹等，变与不变之间极大增加了装饰性。社会生活类主要出现在贵族使用的漆器上，多为宴乐、迎宾、狩猎、车马出行的盛大场面。神话传说类主要出现在楚国的漆器中，如后羿射日、夸父逐日、伏羲女娲，以及现实中的禽兽与传说中的龙凤相互结合而成的兽面神人、神鸟等造型，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这些装饰纹样其实就是漆画，有描漆、描金、镶嵌、针刻等技法。另外，战国的漆器上还发现了一些烙印、针刻、漆书的文字，如“成亭”“成草”“成市”等代表手工作坊;“上”“包”“素”“造”等代表漆工艺步骤;“路里”“宦里”代表所在地;“孝”“但”“小女子怨”等代表工匠名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战国漆器制造业的成熟和发达。

　　秦汉漆器是中国漆器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的高度统一和经济的繁盛。

　　秦代漆器在品种、器型方面都有飞跃发展，制作更精美，产量较大，商品性质明显，广泛用于社会生活。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众多秦代漆器，特点为器型丰富，以生活日用品为主，又以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耳杯居多。秦代耳杯形制大体相同，为椭圆形杯体，新月形耳，平底，但规格有别。其他有各式盒、奁、勺、匕、樽等，基本为木胎，多为朱、黑、褐三种颜色，内朱外黑，绘有纹样，大致为植物纹、自然风景、几何纹样几类。据《睡虎地秦简》记载，秦代制漆有严格的管理和统一的标准，要求“物勒其名”，即漆器上要注明产地、工匠名字，这是秦代漆器的另一个特点，即普遍有文字和符号。这点继承了战国漆器，并将其普遍化，如“咸事”“咸亭”“许市”“郑亭”表示咸阳、许昌、新郑漆器作坊;“素”“上”“包”“告”表示素工、上工、刨工、造工，表明了当时漆器制作的多道工序;“李”“章”“介”“士五军”“路里”“钱里”可能是器物的主人姓氏、身份和居住地。这些文字的位置也存在一定规律，耳杯多在底和耳下，圆盒在顶部和外底，长盒多在盖内、外底、内底。由此可见秦代漆器制造业的发达和规范。

　　汉代漆器出土地点不胜枚举，河南、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甘肃、江苏等均有发现，出土漆器品类齐全凯发，非常精美。据记载当时制漆业星罗棋布，《汉书·地理志》记，汉代著名的漆器生产有八郡，为蜀郡、广汉郡、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济南郡和泰山郡，其中四川的蜀郡和广汉郡为汉代漆器业的中心。后经考古发现，当时的漆器制造中心远不止这八郡，并且常常运往其他地区使用，如在湖北云梦47号汉墓发现有“郑亭”“咸亭”(新郑、咸阳)铭文;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和金雀山西汉墓出土有“莒市”“市府”字样;在湖南永州出土有“考工”“右工”“供工”铭文，这都体现出汉代漆器产地遍布全国。

　　汉代制漆业有官营和私营之分，两者并存共同发展，官营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漆器均有制作年代、器名、容量凯发、工种、工人和主管官吏等铭文，西汉初期常见“护工卒史”“长”“丞”“令史”“啬夫”“佐”等，此为各级地方工官官吏;“成市草”“市府饱”是指隶属某地的管辖生产;“宦里大女子骛”是制作者的题名。安徽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女阴侯盂容一升五斗，库襄工延造”，标注了主管官吏、制作年代、地点和工匠名，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另有朝鲜古乐浪郡汉墓出土耳杯铭文记：“始元二年，蜀西工长广成，丞何放，护工卒史胜，守令史母夷，啬夫索喜，佐胜，髹工当，画工文造。”记录分工和制造者非常详细。汉代私营的作坊也有间接的文字，如“王氏”“羽氏”“周氏”等。当时制漆分工非常细致，生产工艺先进，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生产。

　　贵州清镇出土的西汉晚期漆耳杯记：“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㳉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龠，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㳉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不仅说明当时漆工作坊内劳动分工相当烦琐，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制作漆器的过程。根据铭文可知工序如下：素工制胎，髹工初步上漆，上工进一步上漆，铜耳黄涂工专门给铜扣上涂金，画工在漆器上油漆彩绘或锥画，㳉工可能是将刚髹漆的器物放入阴室，负责漆膜干燥，清工在漆器运出作坊之前负责清洗修理，造工是工厂主管。经过这么多工序，一件精美的漆器就这样诞生了。

　　汉代漆器品类可谓包罗万象，以实用器具为主。各个品类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礼器、乐器、兵器、葬具、生活日用品、杂物玩具等，每种器具又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可谓应有尽有。胎质主要有木胎、夹纻胎、竹胎。在技法上，开始偶有堆漆、锥画、百宝嵌和金银平脱、“扣器”的出现。汉代漆器色彩绚丽，色彩的使用非常丰富，以红色为主调，还有青、黄、白、绿、灰等色，且混合成千变万化的色彩，纹饰图案异常丰富，常见的有云气纹、龙凤纹、五灵纹(代表东方木德、南方火德、西方金德、北方水德的“灵”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关于中央土德的记载不一)、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璧纹、狩猎纹、羽人纹、人物故事纹等。以马王堆汉墓为代表，流云飞动的装饰是此时期最明显的特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加上青瓷技艺发展成熟，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被取代，漆器制造业开始走向衰落，产量和制作规模远不及汉代，但在技术上还是向前发展的。《晋书·舆服志》和《南齐书·舆服志》中提到帝后所乘车架，均用色漆绘有各种纹饰，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金银细工漆器更加奇巧，装饰工艺有描漆、戗金锥刻、犀皮漆、雕刻和彩绘等，许多漆器上镶嵌有鎏金铜扣。

　　这时期的漆器最具代表性的是安徽马鞍山东吴名将朱然墓出土的漆器和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其中，朱然墓出土的犀皮漆器，将原来最早见于唐代记载的犀皮漆工艺提前到了三国时期。从两墓出土的漆器来看，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画面成为主流，人物的刻画更为传神和写实，构图注重变化，不追求盲目的对称，而是要突出主要人物和故事关系，富于情趣，这都与汉代稚拙丰满的艺术风格不同。以盘为例，盘心绘人物故事，周围装饰修长的云气、鱼水图案，给人一种清秀脱俗的感觉。

　　这一时期由于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夹纻胎佛造像开始盛行，即用汉代的夹纻法来制作佛像，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脱胎。同时，在漆器的纹饰中也加入象征佛教的莲花纹、忍冬纹等，漆器宗教化是此时期的特色。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手工艺快速发展，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瓷器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角色，而漆器则朝着装饰华丽的工艺品发展，金银镶嵌越发精致。

　　隋唐漆器仍有生活日用品，也有工艺品，器型变化灵活，如圆形器物口沿喜用多曲形，方形器物喜用委角型。胎质有木胎、皮胎、夹纻胎外，还出现了木条圈卷工艺，即用薄的窄木条，一圈圈卷制成器型，裱麻布，然后髹漆，胎质轻薄牢固。唐代佛教文化盛行，夹纻胎工艺被广泛用在制作佛造像上，这种造像轻便，易载行，非常受佛教徒的推崇。据《唐书·武后本纪》：“垂拱四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这样大规模的造像，需要很高的技术才可完成。

　　唐代漆器装饰富丽堂皇，发展出多种新工艺技法，出现了昂贵的金银平脱和螺钿镶嵌漆器。金银平脱在唐代最为盛行，在制作工序上，首先制成素胎，其次将镂刻好的金银箔纹用漆粘到相应位置，再次是反复的髹漆、阴干，最后打磨露出花纹。它继承了汉代嵌金银箔传统，但雕刻更精，錾凿更细，这得益于唐代金银工艺的发展，那时金银平脱的制作有明确的分工，平脱花片由金工镂刻，镶嵌由漆工完成。金银平脱也常用于铜镜的装饰，深受朝廷和官府的青睐。《酉阳杂俎》中记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赏赐给宠臣安禄山的宝物里，就有许多金银平脱的漆器精品。可见，漆器在当时是皇家御用和馈赠的高档礼品，是极为尊贵的标志。琴与铜镜最能反映唐代漆器的主要成就，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九霄环佩”紫漆琴，“大圣遗音”琴，日本正仓院藏的金银平脱花鸟镜、花鸟人物金银平脱琴等。除了能制作生活日用品，还可以制作舟船和高座等大型物品。

　　雕漆是唐代另一项重要的创新，又称剔红，在漆胎上髹涂到一定厚度再雕出花纹，《髹饰录》记：“唐制多印版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裳，复有陷地黄锦者。”说明雕漆在唐代已经出现，观赏性较高。螺钿镶嵌也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与金银平脱有相似之处，将光洁莹润的钿片镶嵌在一色漆器上，或是贝壳，或是玳瑁、琥珀、松石等并用，在漆器上产生浅浮雕式的效果，雍容华贵，流行于唐中期，与唐代整体风格趋同。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和尚第二次从扬州东渡时，就携带有螺钿经函五十只。日本正仓院藏的唐代紫檀螺钿五弦琵琶和阮咸就是螺钿漆器中的精品。

　　宋代漆工艺也有大发展的趋势。官方设有专门管理漆器生产的机构，民间制漆也普遍，漆器行业发展成为商业，有分工很细的“行”和“铺”。《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记载城市设有漆行和漆店，《清明上河图》也有非常形象的画面。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以及温州等地的漆器作坊非常普遍，漆器上有“温州造”“杭州造”等字样，民间漆器有如“辛大郎祖铺”“杭州元本胡七郎”等商铺名称字样，而巨鹿出土漆盘有“货真上牢”字样，还标有价格，应属于商品的宣传广告用语。可见作为常见商品的漆器，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标志着宋代民间制漆业比较发达。

　　宋代漆器有饮食用具如盘、碗、托、罐等;装饰用具如奁、梳、盒等;文房用具如筒、笔、床、镇纸等。胎质有木胎、竹胎、皮胎等，且木胎胎质越来越薄，工艺越来越精良，《髹饰录·序言》记漆器的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宋代漆器多数朴素无华，以造型取胜，据《燕闲清赏笺》记，单漆盒就有蒸饼式、河西式、蔗段式、二幢式、三幢式、梅花式、鹅生式等;漆盘有圆形、方形、腰样形、菱形、八角形、绦环形和四角牡丹状等。

　　宋代漆器主要品种有一色漆、描金堆漆、戗金漆和雕漆。一色漆为最多，以黑光漆为主，素雅清秀，做工十分精致，兼有红、褐、赭、黄等色。多以薄木胎制成，特别是采用了五代就有的圈叠法，制成的器物稳固不易变形。一色漆器上多有铭文，至宋代漆器铭文非常普遍。描金是用金色在漆器上面描绘图案花，多用于屏风和床榻的装饰。戗金是用特制的工具在漆面雕刻花纹，在花纹处填金、银箔或泥金，经过打磨形成金银色的花纹。戗金法是宋代的新创造，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针刻工艺。宋代戗金漆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一是构图疏密有致，主题突出，花卉装饰的画面上有大量留白处;其二是采用细钩纤皴技法，粗线条表示轮廓，细线表示细部和层次;其三是装饰出现了写意风俗画，反映了髹漆工艺与绘画结合的新风貌。宋代漆器从造型到装饰，处处透露出清秀淡雅的理性之美。

　　宋代漆器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雕漆的兴起，《清秘藏》记：“宋人雕红漆器，多以金银为胎，妙在雕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痕。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俨然若图画，为绝佳耳。”雕漆是在制好的胎上层层髹漆，达到一定厚度时雕刻出花纹，具有层次分明的浮雕效果。宋代雕漆有剔黑、剔红、剔犀三种，目前考古发现主要是剔犀，其雕刻线条简练流畅，装饰效果比纯色雕漆更为丰富，但此种工艺费时费工，故多为奁、盒、碗、扇等小件器物。宋代螺钿漆器也非常发达，多在黑漆地上镶嵌白螺片，还开创了在螺片轮廓周边镶嵌铜丝的新技法，为后世嵌金银丝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犀皮漆器制作成本低廉，适合大量生产，在当时十分流行，《梦粱录》里提到的杭州城著名漆铺就有“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

　　元代制漆业在宋代基础上向前迈进，但风格偏厚重粗犷，著名品种有雕漆、戗金、螺钿等。雕漆者可在漆胎上髹涂百层以上，其中剔红最为突出，较之宋代有巨大的变化，雕漆名匠辈出，有张成、杨茂、彭君宝等，张、杨二人均有作品传世。装饰图案有山水、人物、花鸟等，以花卉为主题的作品，一般不刻锦地纹;以山水、人物为主题的，一般刻有三种不同形式的锦地，分别表现天空、水面、地面;花鸟为主题的，以黄色素漆为地，不刻锦纹。元代剔犀漆器极少，雕刻风格如同元朝统治者蒙古族的民族特色一样粗犷豪放，纹饰简单而刚劲有力。此时的螺钿镶嵌漆器中的螺片由厚变薄，开创了新工艺“软螺钿”，薄螺片在黑漆地的衬托下，更加丰富多彩。

　　明代各类手工艺都非常繁荣，漆工艺也是同样辉煌。明初皇帝恢复农业和手工艺生产，匠户们得以从元朝工奴的身份中脱离出来，官营和民营手工业都积极发展起来。政府重视漆器生产，扩大漆树种植，皇家对漆器的需求量也逐渐加大，永乐时期设有“果园厂”专门制作御用漆器。这时期漆器的应用范围扩大，从日常器皿、床榻桌椅、丧葬用具到宫殿庙宇、雕梁画栋均有涉及。名工巧匠辈出，我国现存唯一的漆工专著《髹饰录》是由明代漆匠黄成所著，此书是后世研究漆器发展的重要文献，列出漆工技法数百种。

　　明代漆器胎质以金、银、铁、锡、木、竹为胎，工艺精良完备，品类极盛，同一器具样式极多，以剔红盘为例，有圆盘、葵瓣盘、菱瓣盘、牡丹盘、方盘、长方盘、八角盘、条环盘、四角盘等。装饰华美，漆色千变万化，其中单色漆仍备受青睐。纹样多以花卉、动物、山水、人物、吉祥如意纹等为题材，图案也非常丰富，如花卉纹样就有八宝纹、牡丹纹、菊花纹、茶花纹、莲花纹、梅纹、兰纹等。值得一提的是，象征帝王的祥瑞龙凤纹增多。在漆工艺上，各种技艺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雕漆、漆画、金漆、雕填、戗金、螺钿、百宝镶嵌等可谓“千文万华”，颇为壮观。其中雕漆依然是众星捧月的地位，官营漆器以“果园厂”雕漆最具特色，雕漆层次较厚，可达一二百层，刀法明快;后期还出现剔彩，即不同颜色漆分层髹涂，雕出五彩斑斓的效果，多为吉祥龙凤图案所使用;与“果园厂”并称的还有云南漆器。明代雕漆整体是由朴实大方向繁缛纤细发展，入清以后更是日趋纤巧精致。

　　明代另一特色是镶嵌漆器，此时螺钿厚、薄兼有，薄螺钿更加细密，辅以金、银片装饰，并流行百宝嵌，这种做法使用贵重的材料，有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玛瑙、琥珀、玳瑁、象牙、沉香等，雕刻人物、山水、花鸟、亭台楼阁等，镶嵌多种材料于器物之上，有珠光宝气五光十色之感，此种做法在清代初期达到高峰。

　　清代制漆业继承明代，在康雍乾时期达到最高水平，这与几位帝王对工艺品的喜好不无关系。康熙年间，在宫廷内设立养心殿造办处“漆作”，专门进行漆器生产，乾隆时期仍设有“油漆作”。由于政府扶持，民间制漆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官造和民营同时发展，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制漆中心，如北京的雕漆、福建的脱胎。清代漆器装饰华丽、工艺精美，有一色漆、雕漆、描金漆、描油、填漆、戗金、识文、嵌螺钿、百宝嵌等品种，尤其以雕漆为特色。由于乾隆皇帝对雕漆的喜好，雕漆在此时达到顶峰，宫廷剔红雕漆的数量、品种和技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型雕漆又常与百宝镶嵌结合，制作出雍容华贵的漆器。在宫廷内院，漆器的应用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有象征皇权的宝座、殿堂和陈设装饰、文房用品、饮食具、宗教法器、家具、梳妆用具、乐器、取暖用具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等，各地官员也把漆器作为贡品上供朝廷。总体上讲，清代漆器技法多样，制作精良，装饰细密繁复，功能上更侧重陈设赏玩。至清代晚期，漆工艺逐渐走向没落。